1971 年 8 月 14 日那天，毛主席搭乘专列离开了北京，开启了一趟极为重要的南巡之旅。到了 8 月 31 日的夜晚，专列顺利抵达了江西省的省会南昌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毛主席逐一接见了程世清、韩先楚、许世友等军中的干部们。
在与许世友进行交谈之际，毛主席原本正说得好好的，然而突然间开口说道：你准备打倒的那三个人全都是好人呐，此次就高抬贵手，饶他们一命吧。可是，许世友却表现得极为反常，言语含混不清，并未如同以往那般毫不犹豫地回答必定照办。
毛主席望着这情形，不禁叹了口气：“你对我的情感已不如从前那般深厚了，你不再听从我的话，你已经不再听我的话啦。”许世友凝视着主席那历经沧桑的身影，嘴唇微微张合，似是想要说些什么，然而最终还是默然不语。
那么，这三位究竟是谁呢？他们与许世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呢？
几人产生矛盾的起始点，处在大运动的初期阶段。彼时，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在《近看许世友》这本著作里，提及了相关的过程始末。
当初南京军区曾出现过混乱的局面，司令员许世友向军委提出请假申请，接着他前往大别山休养了一段时间的疾病。之后，他还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。
他离去之后，军区的管理工作不能无人接手呀，像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、林维先以及副政委鲍先志等人便代为主持起了一些工作。在这一过程中，造反派仍旧多次对军区领导机关发起冲击，而许世友在大别山向军区下达命令，准备调动部队，向那些激进的人开枪。
然而，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，王必成等人并未按照要求去做，这使得许世友觉得他们没有听从自己的指令。在许世友养病期间，王必成他们接待了造反派的代表，并且无奈之下在同意进行“四大”的意见书上签了字。
此事传入许世友的耳中后，愈发引发了他的不满。要明白，造反派甚至连许世友的居住之处都进行了冲击，而眼下在军区内部却有人搞起了妥协，在许世友看来，这就像是要联合起来对付他自己一样。
当一批需要军区司令员签字的材料呈现在许世友眼前时，他怒不可遏地骂道：这简直是在扰乱军队，是要自毁国家的重要防线啊！告诉军区，这些东西一律不准对外发布。
就当时的那个局势来讲，王、林、鲍这些人着实不容易啊。主官离开了岗位，军区却还得继续运转。在一片混乱之中，许世友都扛不住压力病倒了，那他们呢？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一点儿也不少，可却只能留在这里去应对，在那份意见书上签字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呀。
况且上级的政策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，当下造反派的势力颇为强大，没人能够知晓背后究竟是谁在进行授意，故而王必成他们只得依据当前的局面来采取行动。
许世友未曾想太多，仅仅觉得王、林、鲍是在反对自己，故而之后还讲出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：他们在乱军中是为了夺取权力。
后来中央鉴于动乱形势愈发严峻，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举措，许世友得以回到南京军区继续掌控大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必成、林维先、鲍先志的处境就变得不那么乐观了。
好在毛主席对三人当初所处的困境有所了解，并非是有意要与中央作对，于是安排他们在京的总参第一招待所居住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1969 年年末，王必成被重新安排了工作，调任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；林维先也获得了新的工作安排，调任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；鲍先志同样被调任，担任济南军区副政委。
说起来着实令人无奈，实际上许世友与那三人之前的关系都挺不错的。他们都源自红四方面军，在工作方面也配合得极为默契。然而，仅仅因为在特殊的时局之下的一次误会，便引发了巨大的矛盾，即便毛主席在 1971 年特意充当“说客”，也未能将其调解妥当。
最为令人惋惜的当属王必成与许世友，他们乃是老乡，且长久以来一同共事，在未发生此事之前，彼此间的感情极为深厚。然而，最终竟是在几乎走到生命尽头之时，才将这个心结给解开。
许世友的老家与王必成的老家处于相邻的两个村子。在那著名的黄麻起义当中，许世友率领了一支赤卫队参与其中，而王必成恰好是这支赤卫队里的一员。之后，他们一同投身红军，在红四方面军中逐渐打出了名声。直至抗战时期，他们才在不同的地区各自发展。
解放战争时期来临，他们再度身处同一支野战军之下。许世友担当起华野 9 纵的司令员之职，王必成则担任华野 6 纵的司令员。到了抗美援朝之时，他们皆于 1953 年才率领部队奔赴朝鲜，在那异国他乡留下过彼此交流的印记。
回国之后，许世友在华东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一职。1955 年进行大改编后，他开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。而王必成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学习，之后被调到上海警备区担任司令员，属于许世友的下属。到了 1960 年，他又被调任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成为了许世友的副手。
两人的历史脉络存在诸多交织之处，显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同事关系。正因如此，当南京军区出现乱象之后，许世友对王必成格外生气，他言道：我与王必成是同乡，是我将他带出一同参与了黄麻起义，我们之间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，旁人反对我也就罢了，唯独他不该这样。
尽管王必成曾尝试向许世友作出解释，然而许世友始终未曾相信。在 1982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，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必成，由于不太适应北方的天气，便申请前往南京进行养病休养，并且居住在了普陀路 1 号。
此地距离许世友所在的中山陵 8 号挺近的，王必成在过年这个时候特意前去拜访。
见面之后，王必成回想起往昔，哽咽着说道：“许司令，当年那赤卫队有 100 多号人呢，如今就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啦，我们可都是革命的幸存者呐。”听闻此言，许世友也暂且放下了心中的别扭，与王必成进行了一番交流。
然而，许世友的内心深处始终存有芥蒂。在 1984 年 1 月的中顾委华南组会议上，他再度未点明对象地进行批评：在我们这些老同志当中，是存在犯过错误的人的，就像之前南京军区的那三位老红军，到现在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都还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。
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，所说的对象正是王必成、林维先、鲍先志。此时，场内的王必成，即便他平日里脾气再好，也终究忍不住动了气，随即立刻站起身来，转身离去。
同年 6 月，中顾委华南组举行了第二次会议。在多位同志的耐心劝导下，许世友和王必成这才勉强坐到了同一间房里。由于矛盾已经变得公开化，所以两人起初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神情。
当轮到王必成发言时，他依旧希望能够化解此事，于是将当年的前因后果全都讲述了一遍。在讲到激动之处，他整个人都开始浑身颤抖。最终，他是动了真感情，凝视着许世友说道：
老队长呀，咱都七十好几的人啦，马上就要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咯。咱这些老同志呢，就得多栽些花，少栽些刺，有利于团结的话就多说，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多做。当年你让我开枪，可中央有指示不能开呀。毛主席后来还专门跟你讲过呢，那三个人是好人，你可得高抬贵手呀。
讲完这些话后，王必成一脸诚恳地说道：各位同志呀，我今儿个对当年的那些往事进行了一些阐述，也提出了几点看法，仅供大家作个参考而已。这些阐述和看法呢，我可不会强迫大家接受，要是大家有不一样的观点和意见，尽管可以反驳呀！
众人的目光即刻都聚焦到了许世友那里，只见那老将军缓缓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王必成同志，你讲得着实很棒。”接着他跨步上前，紧紧握住了王必成的手，那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也都如同云烟般消散不见了。
1985 年，许世友与世长辞。所幸的是，在其生命的最终阶段，两位将军成功解开了心中的纠结。